“新的高墙正在筑起——不是混凝土的墙，而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对全球贸易割裂趋势的警示言犹在耳，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正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迅速成型。
美东时间4月2日，美国正式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这项决定并非毫无预兆，此前已在多轮政策预热与舆论试探中铺垫许久。尽管来自多个国家的强烈反对声不断，但美方仍执意推行，既无视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利益平衡，也漠视其自身长期从全球化中获取的巨大收益。
短短十余天内，美国面向全球的“关税战”急剧升级，以“基准关税+对等关税+额外加征”为核心关税措施迅速落地，尤其对华商品加征幅度显著：截至4月16日，美国白宫新闻简报称中国输美商品税率最高已达245%。同时，“加征—暂缓—谈判—豁免”在关税政策中交替上演，美国贸易政策使全球市场的短期不确定性急剧上升，金融波动不断加剧。
4月16日，美方称中国输美商品税率最高已达245%（白宫新闻简报）
剧烈变化的环境，对于汽车产业而言，同样意味着混乱与动荡。4月4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反对美方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的声明中指出，汽车作为高度国际化的行业，其依赖跨国产供链体系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美方此举不仅违背WTO规则，更破坏了全球贸易秩序，对汽车产业链的稳定构成了实质性冲击，并可能推高汽车终端价格，最终让全球消费者和经济复苏进程一并承压。
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逻辑中，关税叙事缘何兴起？而在数字博弈之外，愈发复杂的全球贸易格局，又将如何重塑汽车产业的分工版图与协作逻辑？
加税公式的“化繁为简”
在美方宣布“对等关税”前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声称各国关税调整“尚在计算之中”。但紧随其后公布的关税方案，却令人意外地可被简化为一条近乎粗暴的数学公式：
目标关税=MAX(10%，(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
直接将本应基于双边关系、产业结构与实际市场状况等考量的关税设定，“理解”为贸易逆差的线性回应。在这一公式下，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脱离贸易现实，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征税案例接连出现。
例如，年GDP仅24亿美元、位列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莱索托，被施加高达50%的关税，成为此次调整中税率最高的国家。讽刺的是，与莱索托同作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的其他成员，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尽管与莱索托对美关税政策完全一致，却在美方计算中被分别征收从10%至37%不等的税率，显示出美方关税的“对等”逻辑并不成立。
更极端的是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一片无人居住、严酷环境下仅有企鹅栖息的澳大利亚海外领地，也被征收10%关税。这些例子不仅让人质疑其操作逻辑，更揭示出美方所谓“对等关税”实际是对贸易逆差的机械处理，而非对真实贸易结构的反映。
以上个例清晰表明，所谓的“对等关税”在形式上打着“平衡贸易”的旗号，实则是以逆差除以进口额的结果作为征税依据，若结果为零或负数，则一律征收10%。这一算法完全无视贸易体量差异与经济结构复杂性，更违背了WTO等多边机制倡导的谈判与协商原则。参看中国商务部表态，美方此举并非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是将保护主义包装为安全议题。例如对于汽车行业，美方行为实质上割裂的是跨国产供链，将对全球尤其是汽车产业构成实质性扰动。
理论而言，关税手段可以为本国初期制造业争取喘息空间，但前提是其背后存在完善的产业扶持路径和长期战略目标。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似乎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工具意义，在白宫新闻简报中，其直言不讳地将本轮关税定位为“创收手段”——旨在弥补此前大规模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并尝试将关税逐步取代部分所得税，作为新的政府收入来源。白宫官员声称，此举将在短期内“筹集数千亿美元”，甚至“十年内带来数万亿收入”。
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月初的一次发言中，坦承关税更像“一块逐渐融化的冰块”——既难以持续提供财政支撑，也难以同时完成制造业重振。他承认，随着关税推动本土生产转移，初期的高税收收入将逐步让位于来自企业与工人的所得税收入。换言之，所谓“以关税换收入”的构想，本质上不过是财政结构再平衡的一种短期过渡。
跟随特朗普政府的设想思路，关税或许可以迫使企业在美设厂，借此提升本土制造能力，并借助汇率调整对冲通胀风险，以实现制造业复兴。特朗普甚至在社交平台上扬言“美国制造业只需两年即可重建”，但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这一逻辑能否成立，关键更取决于全球供应链是否愿意配合其单边博弈。业界普遍认为，从基础建设、人才储备到上下游配套的全面重构，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时间。而这还未计入美国在劳资谈判与政策协调等方面的系统性挑战。
前美联储主席、前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则直言：“试图让制造业回归，只是一场白日梦。”事实也在印证这番判断。根据高盛研究，尽管加税或可令受保护行业就业短期提升0.2%-0.4%，但由此引发的连锁成本上涨与产业链重组，开始或许可使制造业整体增加约10万个岗位，但之后更可能导致超过50万个下游岗位流失。更严重的是，政策已对美国消费者形成负反馈：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92.9，为连续第四个月下降，短期预期指数更跌至12年来最低的65.2。
失衡产业链的回响
“对等关税”的简单公式背后，全球汽车产业无疑成为被深度波及的重点领域。复杂产业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影响正在蔓延。
4月15日，巴克莱银行将美国汽车和移动出行行业评级从“中性”下调至“负面”。稍早前，该银行研究称，特朗普政府重新启用大规模关税工具，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显著回潮”的标志。巴克莱认为，这一系列政策将令欧盟与英国原已低迷的增长前景雪上加霜，使欧洲经济在2025年下半年步入实质性衰退的风险显著上升。
尤其是德国，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出口国之一，面临的压力最为直接和剧烈。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希雅批评称，美国征收25%的额外汽车关税，是对全球供应链“实质性的打击”。她强调，这一政策不仅将削弱德国车企在美市场的竞争力，也将对在美国已有投资的德企形成新的不确定因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根本不是‘美国优先’，而是‘美国孤立’。”穆希雅警告，保护主义只会制造更多输家，最终受损的将是美国消费者与整个全球产业。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策冲击，参与到美国市场的各大车企迅速展开反应。德国大众汽车在第一时间向美国经销商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将在车辆标价中直接计入进口费，并暂停部分从墨西哥与欧洲运送车辆的操作。发言人虽然未直接回应细节内容，但这一动作足以表明，欧洲车企已经开始将成本压力向下游传导。
Stellantis集团紧随其后。4月3日，该集团宣布将裁撤其五家美国工厂的900名员工，并暂停在加拿大与墨西哥的两家装配厂运营。其中，墨西哥托卢卡市的装配厂将整个四月处于停工状态，加拿大装配线则将暂停两周。该集团美洲区首席运营官明确表示，公司正“持续评估关税对运营的中长期影响”。
受关税对跨境生产的冲击，Stellantis集团旗下的加拿大温莎装配厂将停止运营（CNBC）
在转产策略上，沃尔沃汽车则采取更激进的转向。首席执行官哈坎•萨缪尔森表示，为应对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公司将不得不把更多车型的生产转移至其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工厂。
日产汽车决定撤回原计划于4月起实施的美国工厂减产方案，维持现有产能布局，以稳定不受征税的本地生产结构。此外，日产还将部分委托法国雷诺在阿根廷生产的车型，转由其位于墨西哥的自家工厂承担生产，以削减委托成本和降低外部依赖。
捷豹路虎则因成本考量，宣布将暂停向美国出口在英制造的车型，为期一个月。公司表示，正在评估如何调整全球供应结构，以减轻关税政策带来的压力。
与此同时，即便是未明确指向关税政策的企业调整，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这一产业重构之中。通用汽车近日宣布，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CAMI工厂暂停生产5个月，导致500名工人失业。尽管通用方面坚称此次停工主要是“基于市场需求和库存优化”，但加拿大工会代表明确指出，这一趋势无法脱离美方政策环境的影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对电动化的消极态度，已经在制造投资混乱，削弱北美市场的全球竞争力。”
在企业自救之外，相关国家政府也开始出台紧急措施，试图稳定本国汽车产业链的预期与节奏。韩国政府于4月9日宣布，将对国内汽车产业实施包括购置税减免与融资扶持在内的一揽子支持计划。政策明确指出，汽车购置税将从5%下调至3.5%，电动汽车补贴比例上调至最高80%，有效期延长至年底。同时，韩国还将对车企的政策融资总额从13万亿韩元提高至15万亿韩元，以缓解企业在产能调整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流动性压力。
除此之外，从需求端看，美国消费者也并未从“重建制造业”的承诺中受益。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超过90%的关税成本最终将转嫁给美国本土进口商、制造商与消费者。不仅制造业回流未见实效，相关中间品如汽车零部件的成本却大幅上升，反而放大了供应链断裂与“产业空心化”的结构性风险。彭博社近期数据显示，美国拖欠汽车贷款至少60天的借款人比例创下历史新高，民众个人财务预期亦创历史最悲观纪录。
美国拖欠汽车贷款至少60天的借款人比例创下历史新高（彭博社）
筑墙者孤行，协作者并起
如果说关税是点燃冲突的火种，那么其余波正在引发一场全球秩序的结构性回响。从资本流动到战略自主，从区域协作到制度重建，以“美国优先”为名的关税行动，不仅未能如愿扭转美国制造的颓势，反而加速了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面对这一系统性震荡，各国正纷纷通过政策联动与战略对冲，重建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锚点。
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愈发强硬和不确定的背景下，中欧之间在电动汽车争端上的快速反应，为这场激荡中的理性协商提供了范本。4月3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与欧盟重启针对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价格承诺谈判。仅不到一周后，双方即确认将以“出口价格承诺”替代征收电动汽车附加税，还宣布重启中欧贸易救济对话机制，并拓展至市场准入、贸易转移及产业投资合作等广泛领域。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有助于稳定中欧汽车产业链的合作预期，展示出在利益冲突中依然可控的制度性对话能力，也向世界传递出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多边机制的鲜明信号。
与此同时，亚洲三大经济体也在重塑区域合作的节奏与深度。3月30日，第十三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在首尔召开，三国围绕贸易投资、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及出口管制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沟通，释放出强化区域协同的强烈诉求。
紧接着，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与日韩一道，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强化供应链协调机制，并在WTO与RCEP等多边平台中发挥协同作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明确表示，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三国应共同守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本经济产业省则呼吁强化制度型合作。
正如日本共同社评论所言：特朗普政策的冲击，推动三国突破惯性与分歧，加速互动。在“逆全球化”大势之下，三国在制度建设与产业协同上的意愿正在被重新激发。对日本而言，与中国的产业互补性与市场联结，使其在美方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加剧之际，更加重视亚洲框架内的战略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在重新审视与美方在贸易政策上的战略一致性。4月14日，英国政府宣布暂停对89种商品征收全球关税，意图在控制生活成本的同时，缓冲国际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一项经济考量，更是一种战略回调。对许多国家而言，美国正日益从全球协调者的角色滑向“政策变数”的源头，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制度信任度正在被侵蚀。
这一轮政策对冲，并非各国的临时应急响应，也同样预示着各方对全球贸易秩序深层裂变的“未雨绸缪”。美中合作基金会主席约翰•米勒-怀特指出，美国的关税战正在将其自身推向“贸易孤岛”的边缘——不仅失去外部市场的信任，也在动摇自身在全球资本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高墙筑起之时
诚然，开头所引用的黄循财所言“高墙”， 在当下的现实中，已经具象化为一道道关税、禁令与技术围栏。尤其是在美国“美国优先”战略主导下，其加征关税的行动虽意图重塑本土产业结构，但也同样在加速全球经济秩序的多极化。
这场关税危机的本质，从来不只是单一的贸易摩擦或通胀扰动，而是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正濒临偿付能力、制度约束与市场信任等多重失衡的边缘。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构建新贸易网络、重启区域合作机制、强化产业链自主权的方式，对冲来自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一个以欧亚为核心的多极经济秩序正在加速成形。而曾经的全球化主导者，如今却有可能沦为漂泊于自筑壁垒之中的“贸易孤岛”。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谁在筑墙”，而是“什么正在穿墙”。全球化的力量并未消散，它只是改变了路径，换一种方式继续渗透与连接。汽车产业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供应链协同最复杂的产业之一，每一辆汽车产品所承载的不仅是技术和资本的集合，更是全球互联协作的成果结晶。
或许，“筑墙者”低估了这条产业链的渗透力。当政策试图强行割裂协作网络，市场与技术却会沿着效率最优路径自我修复；当国家以政令封锁贸易，自组织的供应链便会自动寻求新的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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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汽车纵横
排版：汽车纵横
原文标题 : 一边狂砌关税墙，一边加速新群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