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比亚迪三大业务板块的形成，是对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清醒判断和中国核心竞争力的精准认知的结果。
电池业务的选择是王传福的专业本能，不足为奇。但是看到日本决定放弃镍镉电池生产（因为环保的原因）而立即认识到这是中国的“大机会”，仍是一个对全球产业的基本判断：在中国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一定会有大量的产业转移向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成本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环保的原因。事实上最初台资IT产业向大陆的转移，首先也是因为环保的原因，作为ICT产业的重要环节，印刷电路板元器件等因其高污染而无法在台生存下去，而选择转移到大陆，最后在茅洲河的深莞两岸形成集聚（两个城市都视该片区为自己最边远的远郊），最后导致茅洲河流域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小流域之一。
电池产业也是ICT产业的必要环节之一，同时也是高污染的环节。在比亚迪于深圳设厂的同时，1990年代后半期，许多电池工厂在深惠地区集聚，在深圳则主要集中于葵涌、坪山一带，因为这一地区对深圳来说也是最边缘的远郊地区，吸引不到别的工业投资。当时印染工厂在大鹏半岛集聚，也是这个原因。
如是，比亚迪进入电池产业而赚取第一桶金，其基本的判断之一即是如此。当然，人工成本也是王传福的主要考量之一。正如《比亚迪真相》一书中所描写的：王传福说，“一套进口设备20万美元，按60个月折旧计算，一个月是2万元，如果这笔钱用来雇佣工人，2万元可以请多少个工人，十几个人还顶不上一个机械手吗？”事实上，如电路板按1995年《广东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2万元一个月可以请近一百个员工。所以王传福决定实施人海战术，用人力的方式来进行电池加工。这样下来，只花了100多万人民币就建成一条流水线。这就是比亚迪早期的所谓“流程创新”。
王传福在手机锂电池和汽车制造两块业务中一再复制这种“流程创新”，屡试不爽。转产锂电池时，国内同类企业也都看到了锂电池的市场机会，但他们大都在走日本人的老路，花数亿元将日本老的生产线买下来，王传福认为这并不可取，“因为在引进生产线时，很多日本厂家并不会将源代码向中国企业开放，引进技术的结果是受制于人，任何一个零件的替换都需要求助于日本，等于买了一堆废铁。”
比亚迪选择了自己研发设备降低成本的方法，并改为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正如王传福所分析，分摊到每块电池上的成本费用比亚迪是1元人民币，而日系厂商约在五六元。日本企业的手机锂电池价格每块为8美元左右，而王传福给摩托罗拉开出的价格是每块电池2．5美元，而质量相差无几，摩托罗拉怎会不选择比亚迪？日本厂商被迫降价应战，从8美元降到6美元、5美元，但三洋降到4．9美元便不得不停止了，与比亚迪的2．3美元相比仍高出了2．6美元。即便如此，比亚迪仍有77％的利润空间。如此，这价格战怎么打？
同样的招数也在电子代工和汽车制造业务上复制了。事实上富士康采用的是同样的战术，在中国大陆招幕100万工人来替代欧美日的全自动生产线。可以说，直到2016年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到来之前，这一招都会灵验的。
当然，在普通工人的红利吃完之后，中国的科技制造业仍有一种劳动力红利可吃，就是我在华为文章中提到的，任正非特别强调的工程师红利。事实上，深圳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企业都在吃这个红利。
比亚迪迈向千亿企业的一个关键，是在电池行业成功之后的下一个选择。
王传福认识到，比亚迪克日制胜的招数，在同类的国内企业面前，是不起作用的，它们和比亚迪共享前述各种红利，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价格上的极端内卷，最后几无利润可言。而且即便是笔电、手机、电动汽车都用到电池，但这个行业始终是一个小行业——新能源汽车用电池，行业容量算是比较大了，全球做到市场份额最大的宁德时代，2021年的总营收1303亿元（净利润159．13亿），在全球市场份额达到32．6％，则说明整个行业的容量也不过是4000多亿人民币。
当然在2003年进行战略选择时，王传福可能还没有看到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的规模可以达到4千多亿人民币。当时他要进入新的行业时，必须要选择一个足够大增长空间的产业。
进入IT代工行业，完全是借鉴同城富士康的经验，这个也不足为奇。而且王传福对模具行业的理解，显然用于电子代工产业，也是有效的。富士康的杀手锏之一，也正是强大的模具能力。富士康电子代工能做到万亿总营收，那么比亚迪如果能切去其两成，也会有2千亿。所以这个空间还是有的。
最关键的选择是进入汽车行业。当时全球所谓10万亿美元级的产业，一是华为、苹果、三星所在的手机行业，一是汽车行业，一是房地产行业。当时也有朋友劝王传福进入房地产行业，但王传福拒绝这个选择，他的考虑是：“我是搞技术的，做工业的。一个国家的发展靠的是其工业生产能力，房地产作为建筑业虽然短期内能够成为中国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思。
为什么没有选择手机制造行业？王传福没有给出解释。事实上小米在2011年才进入智能手机行业，因此在2003年选择进入手机制造业也并不算晚。但对王传福来说，他进入汽车制造业，是基于他对未来新能源汽车这个大方向的判断，而这个方向正是基于他已进入的可充电池产业，他的打算正是把电池和汽车结合起来发展。这样一个选择，应该说是符合比亚迪公司的发展实际的，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得到高管层的充分理解，尽管他们最终还是支持了他。
应该说，王传福在当时决定朝着电动汽车这个方向进发，这个判断力在当时绝对是一流的。而截止到2022年的实践表明，王传福把这条路走通了。
现在比亚迪的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营收5千亿的目标。倘若只在电池行业，是不可能的（“宁德时代”也不可能），但因为进入了新能源汽车行业，这个目标显然是可欲的。
同样是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有不同的切入法。有传统汽车厂商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往往是采购电池等核心零部件；也有吉利汽车那样为别人代工生产新能源汽车；也有特斯拉那样的切入方式，但比亚迪与它们都不同。
比亚迪既有造传统燃油汽车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又有车用电池的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又有车用IGBT芯片（收购宁波中纬半导体的意图在此显现，现在全球第二大IGBT模块生产商“比亚迪半导体”正在筹备上市，中金公司给予其300亿的估值，2021年其非关联方收入为11．49亿元）的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同时在这三方面建立技术能力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全球并不多见。现在比亚迪唯一欠缺的，是特斯拉那样的高科技、国际范品牌形象。如何像华为那样在切入智能手机后，迅速建立高端形象，是比亚迪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