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长”
二汽倡导在现场解决问题：技术工作围绕正常生产展开，销售围绕售后服务展开，这些都叫现场。对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则提出“三结合”，就是现场、工人和实践相结合。 在车间，工人和技术员成天在一起，不分彼此，关系非常好。谁挣得多，谁挣得少，谁岗位不合适，没这些概念。有什么活就干什么，只要能为二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就很满足，就这种简单的朴素心理。
生活虽然艰苦，但人比较简单，也比较朴素，心情也很好，干活主动，没有人偷懒。有时候材料运到厂里，刚下完雨，场地都是泥泞，工厂大喇叭一喊：现在来了两辆车，要卸××材料，大家出来劳动。大伙儿都有说有笑出来干活。
我们开始住活动板房，比芦苇棚提升了一级。活动板房要从外边运进来，我记得七八月份的样子，有次出差回来，赶上下雨，也没行李卷，就一张床、一个凉席、一个枕头、一个蚊帐，再没其他东西。下雨天山里特别冷，冻得一晚上没睡着觉。 我们就想办法搭建房子住。到山里砍树，扛回来用作柱子，建筑材料由厂子提供，再买些芦席和油毡，基本都是就地取材。没有玻璃，就用包装箱板带的半透明塑料布挡一挡，稍微有点光亮就行。
做饭没柴火烧，怎么办？就把热处理用的砖抠成糟，出差时从外面买来电阻丝，做成土电炉子用。这么多人要生活，知道不安全，但也没办法。十堰地区因此多次着火，发动机厂也发生过两次火灾。其中有一次，因为家里有小孩要烤尿布，大人上班后，没人照管，结果尿布烧起来，那一片芦席棚全被烧了。
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劳动，确实能学到不少技能。发动箱有个轴承孔，精度很高，公差基本是1％～2％毫米。用万能设备弹钢机做出来，弹钢机是单头，一般修理用。二汽从济南请来3位老师傅，都是六七级工，技术水平很高，我们就跟着老师傅学，到后来也能单独干。
1977年，我从发动机厂技术科调任发动机小学校长。二汽一个厂一个沟，从东到西60华里，从北到南30华里，离得太远。为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几乎每个专业厂都建有小学，总共有30多所小学。
发动机厂设有小学分部和初中分部，但没有高中分部，因为师资力量跟不上。学校老师基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汽家属。发动机厂有20多个孩子，初中毕业后没高中上，老工人整天议论这事，反响较大。
这时李岚清是发动机厂党委书记，由他做决定，从厂里抽调9个大学生来开办高中班。他考虑事情比较周到，学校女同志多，就给我配了个女党支部书记，此外，我还教一门哲学课。
在学校干了两年，一直把这20多个学生带到毕业。他们考得还不错，其中一个学生考到天津大学，毕业后回东风公司工作。这批学员到现在大都50多岁，有时见到我还叫“宋校长”。
孩子们毕业后，我想自己不能总脱离技术岗位，于是去找领导：任务已完成，让我回去干吧。领导同意后，1979年，我调到产品设计科当负责人，下面有两三个人。
几年后，孟总（孟少农，时任二汽总工程师）提出要建三大中心：技术中心、教育中心和装备维修中心。孟总是二汽技术权威，非常重视教育，他也是二汽职工大学（后来的湖北汽车工程学院）创办人。
技术中心要招兵买马。1983年，我调到技术中心产品设计实验室，这是个处级单位。当时陈清泰也在，我们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他在团委，我在学生会，都是半脱产，集中住宿。结果没过几天，他就调到二汽总厂当领导。
根据二汽组织架构，产品设计一个室，工艺材料一个室。我所在的设计实验室，包括发动机设计实验和整车设计实验，杜时可是负责人。我过去前，他们已开始设计柴油发动机，我到岗后，正在做台架实验，解决设计中的问题，即将进入定型阶段，算是赶上了个尾巴。
▲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建成投产
▲5吨载重车下线
接着就搞新产品开发，主要是五吨越野车（EQ140）的改进。一年多后，我调任总师室当副总工程师，孟总年纪较大，退到二线。
又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85年六七月份，我担任二汽总工程师，进入领导班子，陈清泰是厂长，马跃是党委书记。我本来应该2001年退休，但因为有些事情没处理完，到2003年才真正退休。
▍轿车获国家立项
按照分工，我负责小车，分管技术中心、科技口、开发口、规划投资口和外事口。另一位副厂长庄咸昌负责重卡。
1986年，二汽搞七五规划，要调整制订五年战略目标。这就要讲到二汽轻型车项目。二汽想搞轻型车，但这个方向跟当时行业规划相悖：行业希望一汽向下发展，主要是轻型车和轿车方向；二汽向上发展，主要是重吨位方向。二汽领导不赞成这种思路，就想调整过来，这是黄正夏当一把手时做的事情。编制调整七五规划，我都有参与。
轻型车跟福特汽车谈合作，我进入领导班子后接手。轻型车项目规划思路我很赞成，按照中卡－轻型－轿车方向发展。孟总曾提出过一个概念，大厂搞小车，小厂搞大车，这是世界汽车工业发展规律。二汽就希望变成底特律三大家中的一家，但搞大卡车形不成气候和规模。当时规划是，等卡车发展到20万辆后，再搞15万辆～30万辆轻型车，然后往上搞轿车。
福特汽车对项目充满信心，花费几百万美元做预可研性报告，产品就是Transit。谈判代表阿尔卡是福特汽车副总裁，他非常努力想把项目谈成。我们到美国访问，他甚至带我们到家里做客，一般外国人很少这样做。
轻型车项目最终没搞成。至于原因，主要还是行业规划。如果行业不反对，二汽极有可能上轻型车。但当时是计划经济，企业要按照行业规划来做。 另一个原因与外汇有关。那时候没有外汇，中国对外基本不开放。国家要求项目做到外汇平衡，就要出口。福特汽车组织过好几个小组，到全世界有希望出口的国家去做调研，但要达到中国要求很难。跟福特汽车谈判，我们感到最大障碍是外汇平衡达不到。
轻型车项目快要不行时，外面已经有些风声。二汽领导班子就在很小范围内讨论怎么办？当时就说，像二汽这么大的企业，按照孟总的观点，往上走还不够，企业长不大，因为重型车规模有限。要把企业做大，就要进入大市场，进入轿车。
从1986年起，二汽开始酝酿转向，跳过轻型车，直接搞轿车，这时陈清泰是厂长。按照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基调，根据二汽新项目、新发展需要，以及二汽财力，我负责做规划调整。
搞轿车正赶上机遇。1985年12月，胡耀邦总书记和胡启立书记在中南海听取中汽公司汇报中国汽车工业情况后提出，中国发展轿车是时候了。没过几天，中汽公司又向万里副总理做汇报，万里同志说，发展轿车进入家庭，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求中汽公司尽快研究，向国务院打报告。
1986年初，中汽公司以陈祖涛为代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发展普及型轿车的报告。一个月后，赵紫阳总理对中汽公司的报告做出批示：七五期间做好前期工作。 根据上面的批示，中汽公司联合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开展普及型轿车生产前期工作。二汽正好抓住了这个机会，当年9月23日，向国务院呈报《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展普通型轿车前期工作报告》。
在报告中，二汽列举了发展轿车的有利条件，恳请国家批准二汽立即着手普通型轿车开发工作，争取在七五后期立项，八五期间建设，九五期间出车。当年底，国家计委对二汽复函，大意是，三部委在研究中将考虑二汽的意见和要求，其实就是对二汽搞普及型轿车表示支持。
1987年1月，陈清泰与马跃联名写信给国家主要领导，请求国家将二汽合资发展出口型轿车列为预备项目。
这种背景下，1987年5月，经二汽多方努力，促成国务院决策咨询协调小组召集汽车行业各单位主要领导和行业专家上百人，在十堰召开“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研讨会开了5天，陈清泰发表题为“振兴我国轿车工业的重要抉择”重要发言，提出“联合开发，合资办厂，出口导向，进口替代”轿车发展模式。
1987年8月12日，由姚依林副总理主持召开北戴河会议，专题研究中国轿车工业发展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鹏、张劲夫、黄毅成、林宗棠、何光远、陈祖涛等。会议听取陈清泰对二汽发展轿车生产的规划设想，以及前期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后下发《关于研究第二汽车制造厂发展轿车生产问题的会议纪要》：同意二汽发展普通型轿车，按经济规模规划，分期建设；肯定二汽提出的“联合开发，合资办厂，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建设方针；二汽可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按建设程序办理立项手续。
北戴河会议后，二汽立即行动，由规划口牵头，技术口和产品口配合，着手起草建议书。不到一个月，就向国家计委呈报《第二汽车制造厂年产三十万辆普通型轿车项目建议书》。1988年1月，国家计委批复经国务院批准的项目请示书，明确以下要点：
产品方案：二汽生产发动机排量为1．0升至1．6升的普通型轿车。
建设规模：年产整车30万辆，发动机40万台，一次规划，分期建设。
建设进度：七五期间做好前期准备，八五期间形成15万辆生产能力。
建设方式：以联合开发，合资办厂的方式建设，以出口为主要目标，在谈判中要货比三家，择优选定合作对象。
建设资金：初步估算总投资为45亿元，第一期25亿元。建设资金以利用外资和企业自筹为主。
